以下彩色文字来自网络信息: 天子驾六是中国古代的礼制的一种行为。皇帝级别的六匹马拉的两辆马车,即著名的“天子驾六”。天子所御驾六,其余副车皆驾四。《尚书。夏书。五子之歌》曰:“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”。逸礼《王度记》曰:“天子驾六,诸侯驾五,卿驾四,大夫三,士二,庶人一。 ”洛阳市考古发现的“天子驾六”大型车马陪葬坑,是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,“天子驾六”大型车马陪葬坑,原地原址修建的遗址型博物馆。 按一说,古制天子乘舆“驾六马”似乎是不用争论的问题。可是在经学最为兴盛的东汉(25-220年),经学家们却为周天子“驾六马”或是“驾四马”发生了争论。据文献记载,许慎“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”,著《五经异义》十卷,对传世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己见43。而郑玄对许慎的《五经异义》中的许多观点持有不同看法,著《驳五经异义》百万言予以反驳44。在他们争论的诸多问题中,其中一个议题就是“天子驾数”。许慎在《五经异义》中以《易》京氏、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逸礼·王度记》中有关“天子驾六”的记载,认为古制“天子驾六马”。郑玄则以《周礼》、《尚书》为依据,认为古制“天子驾四马”。他在《驳五经异义》中反驳说:“今天子驾六者,自是汉法,与古异……既实周天子驾六,《周礼》校人则何不以马与圉以六为数,《顾命》诸侯何以不献六马?汉世天子驾六,非常法也。《王度记》曰‘大夫驾三’,经传无此言,是自古无驾三之制也。”45南朝梁人刘昭在为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作注时,概述了这场论战的论点与论据。 “《古文尚书》曰:‘子临兆民,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’;《逸礼·王度记》曰:‘天子驾六马,诸侯驾四,大夫三,士二,庶人一’;《周礼》:‘四马为乘’;《毛诗》:‘天子至大夫同驾四,士驾二’;《易》京氏、《春秋》公羊说皆云:天子驾六。许慎以为天子驾六,诸侯及卿驾四,大夫驾三,士驾二,庶人驾一,《史记》曰秦始皇以水数制乘六马。郑玄以为天子四马,《周礼》:‘乘马有四圉,各养一马也,诸侯亦四马’,《顾命》:‘时诸侯皆献乘马,黄、朱乘,亦四马’。” 东汉时期发生的这场经学大论战,由于文献散佚,已难考证,但从后人的描述中可知他们之间论争之剧烈,论理之精辟,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极大影响:“两汉经学,号为极盛,若许若郑,尤为一代通儒,大敌相当,输攻墨学,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;其津涯此编,虽散佚之余十不存一,而引经据古,犹见典型;残章断简,固远胜后儒之累牍连篇矣。”46 包括“天子驾数”在内的这场大论战,无疑是东汉经常发展的表现。“西汉学者大都专治一经,彼此不能相通,师说所承,每多乖异。迨东汉而兼者渐众,故许慎至有五经无双之目。”47很可惜,敢于对儒学经典提出异议的许慎,他的观点在以后的岁月里并不占据主导地位。南北朝时,为《后汉书》作注的刘昭,很明显地反对许慎的“天子驾六”说:“今帝者驾六,此自汉制,与古制异耳。”48尤其到了唐代,“自唐儒作五经《正义》专主郑说,许义渐微”49.尽管如此,但这并不意味着争论的结束,其中还是有许多学者仍认为古制中存在“天子驾六”。如在宋代,著名学者陆佃(农师)认为:“天子之马,盛者驾六,常则驾上。诗曰‘四黄既驾,两骖不猗’,此‘驾六’之证也”。50另一位著名学者林之奇支持陆佃的观点,认为“古者车皆四马,唯天子之车则特驾六马……陆农师曰‘天子之车,盛则驾六,常则驾四’,此说可信”51。 这场发生在公元2世纪的关于古制天子驾数的经学争论,大约历经了1800多年悠悠岁月的等待,在公元21世纪初才真正有了定论,其结论就是:古制“天子驾六马”。之所以有如此的结论,首先是因为洛阳东周“天子驾六”车马坑的出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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