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宁最近喜欢看网文，特别是那些讲老革命、老兵收藏的望远镜的帖子。有意思之处在于，当事人可能就粗略的知道他们使用过的望远镜是德国造、日本造、英国造、美国造，但是具体的技术细节肯定知道的不如我们北旅镜友。虽然有些镜子饰皮破损了、目镜筒或物镜筒都缺失了，但是真货假不了。
不过也有一些比较可疑，要么就是当事人讲述的镜子与年代不符，要么型号错误，要么纯粹是小编随便找来的望远镜图片，对于有经验的镜友来说都是可以辨识的。
1946年，时任新华社华中二支社社长鲁平赠送给金靖中的蔡司牌望远镜（现收藏于新华日报报史馆） 好友鲁野，上海知青，曾在《扬子晚报》工作，退休后回上海居住。前些日子来南京体检，顺道到我家小叙。听说我从日本买了一付围棋，想看一下，我就同他一起到我藏围棋的柜子里找。不料，发现了一架望远镜，就引出了一段故事。事情发生在1946年秋，鲁野同志的父亲鲁平在当时的苏中二分区（包含江都、高邮、宝应、兴化、溱潼五县），任新华社华中二支社社长，我是支社的记者。当年秋季，国民党军开始进攻苏中，形势已相当紧张，组织上决定鲁平同志随大部队一起撤退到山东，鲁平同志把他珍藏的一架望远镜送我，说，你在原地坚持斗争，可能用得上。望远镜在当时是很珍贵的，我非常珍重地接受了。同时我将自己仅有的一支大号金星自来水钢笔送给他。
这架望远镜，虽然已经经历了七、八十年，但它无论是机子本身，或牛皮套子，都光亮如新。牛皮套子上面有德国光学机器名牌“蔡司”商标，还有日本军用尖刀刻的“炮兵团三营指挥连，2864886”，以及十几个英文字母，估计是军队编号。我记得当时还有毛笔写的“小队长猪二某某”几个大黑字，因年代久远，已经褪去。这明显是德国法西斯输送给日本的战争装备，在抗日战争中，被我军缴获成为我军的战利品。
我得到望远镜后，在以后的采访活动中，常常带着它，很有用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兴化县刘庄区采访，用望远镜看到一二里外的施家桥施耐庵墓的旁边有国民党部队活动，我和游击队同志赶忙避其锋芒，穿插开去。 鲁野同志在我家里拿着他父亲当年的东西非常激动，我们两人就商量在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，把此事写成文章发表很有意义。他说，回家后再了解一下有关情况。不久，他寄来了他父亲的资料。鲁平生于1914年1月，山东诸城县人。1936年在山东曲阜师范读书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做学运工作，后因带头反对亲日的校长，被学校开除。1937年，本想奔赴延安，但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，返回家乡发展“民先”，在抗日战争艰苦复杂的环境中，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，初期有108人，他们自称为“一百单八将”，鲁平任总队长等职。这支由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游击队的活动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，即派当地国民党军队将他们这支队伍缴了械。但他们人心未散，1938年初由党组织指派，全部转入到国民党东北军由共产党员万毅当团长的队伍中。当年2月，经由谷牧为书记的支部批准，鲁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以后，从1942年起到1983年离休，鲁平一直在新闻出版战线工作，1991年11月因病辞世。
鲁野说，回沪后我与姐姐一起回忆，想起了一个父亲曾对我们说过的与望远镜有关的故事。那是在抗战期间，有一天清晨，父亲躲在前线阵地一个土坡后，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，看了一会儿，便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做记录。就在他刚低下头做记录的那一瞬间，听到一声枪响，子弹嗖的一声飞过头顶。他回头一看，身后树干上有一个冒着青烟的弹孔。这是敌方狙击手射出的子弹。父亲说，如果他当时再晚一点低头，就牺牲了。我想，您那天给我们看的那个望远镜，很可能就是他当年用的那个吧！这架望远镜不但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，更是父亲战斗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装备,现在, 它又成了记载着你们战友间情谊的纪念品了。鲁野在信中特别提到父亲鲁平生前曾多次提及与我下围棋的事。 从鲁野想看日本围棋，引发出“一架望远镜"的故事，我想这已不是纯粹的怀旧，而是希望在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，中日关系能够不断向和平道路上前进，比如两国多进行经济、文化的交流和合作，像围棋，到赛场上决胜负，而像军用望远镜那样的侵略武器，就让它成为一页历史的见证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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